追书网 > 历史军事 > 皇帝史 > 第17卷:唐武宗李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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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人物简介唐武宗(814年7月1日~846年4月22日),本名李瀍,临死前改名炎。唐穆宗第五子,文宗弟。封颍王,累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吏部尚书。840年正月,文宗病重,仇士良、鱼弘志矫诏废皇太子,立李瀍为皇太弟。同月文宗去世,李瀍即位。次年改元会昌。武宗在位时,任用李德裕为相,对唐朝后期的弊政做了一些改革。843年,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死,其侄刘稹欲袭位割据。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,命诸道出兵征讨。次年,刘稹为部下所杀,叛乱平息。武宗崇信道教,且鉴于佛教势力泛滥,损害国库收入,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,于845年下令拆毁佛寺,并派御史分道督察。经数月努力,全国拆毁寺院、招提、兰若共4.46万余所,还俗僧尼26.1万人,奴婢15万人,没收大量寺院土地。由于毁佛成功,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,巩固了中央集权。在位6年,终年33岁。

  

  人物生平早起经历唐武宗李炎(814-846),是穆宗李恒的第五个儿子,文宗李昂之弟。继文宗为唐代第十六任皇帝,公元840年至846年在位。唐宪宗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(814年7月7日),宣懿皇后韦氏生李炎于东宫,初名李瀍(chan)。长庆元年三月戊午(二十二日,821年4月27日)穆宗封为颍王。文宗开成(836-840)年间,加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吏部尚书。文宗即位以后,一度想立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,可是晋王普于太和二年(828)六月5岁时夭折,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。一直到了太和六年十月,他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,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。文宗的杨妃不满意太子永,一直谋求废掉他,因为朝廷上阻力重重没有成功,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(838)十月暴死,使此事划上了句号。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,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,他除了追赐儿子为“庄恪太子”外,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,从此文宗也抑郁成疾。开成四年十月,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弟弟安王溶的提议,而是立了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,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,文宗就一病不起了。

  

  登基帝位开成五年正月初二,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。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、鱼弘志为贪拥立之功,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,提出重立皇太子。宰相李珏据理力争,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、鱼弘志,他们假传圣旨,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,从十六宅迎入宫中。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。文宗驾崩之后,颍王柩前即位,这就是唐武宗。武宗即位后,将已过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。次年改年号为“会昌”。会昌二年四月丁亥(二十三日,842年6月5日),群臣上尊号曰“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”;五年正月初一,群臣上徽号曰“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”。会昌六年三月壬寅(初一日,846年3月31日),下诏改名为炎。

  

  武宗身材高大,性情豪爽,他即位这年,已是27岁。多年来他迷信道教,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,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,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。与文宗不喜欢声色歌舞不同,武宗经常骑马游乐,还常常带着他宠爱的那位邯郸舞伎出身的王才人到教坊饮酒作乐,与乐人谐戏,就好像老百姓家的宴席一般。但武宗又和敬宗无节制地游乐不同,他并没有沉湎其中,声色自娱过程中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没有因此耽误了国家大事。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,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,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,能够面对现实,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,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,使得他们君臣在会昌年间内忧外患交织的时刻,能够沉着应付,度过难关。

  

  武宗即位之初,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,大开杀戒。文宗的妃子杨氏、陈王成美、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。在开成五年(840)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,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,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。

  

  宰相李珏、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,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,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,赦免了他们的性命。仇士良等人因有拥立之功,在朝廷上很是跋扈,他们见皇帝十分信任李德裕,便想给他一个下马威,却被武宗巧妙地化解了。会昌三年,仇士良以老病为由提出退职,武宗也就顺水推舟,解除了仇士良的军权。仇士良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,曾经对这些人有过一段绝妙的表白。仇士良说:“大家擅长侍奉天子,能听老夫一句话吗?”众人唯唯诺诺。他说:“天子不可以让他闲暇,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书,见代表儒学的大臣,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,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,就会减少玩乐、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,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。为大家考虑,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,多养鹰马,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,越是极尽侈靡,就越会使天子喜悦,他就越不知道停息。这样一来,天子必定排斥经术,倦怠政事,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,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?”一席话,使众人心服口服。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、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。只是,他的办法对武宗似乎不是很灵验。仇士良退职不久,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。

  

  去世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,即改名之后的12天,武宗驾崩。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。武宗成为太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之后,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。

  

  为政举措廉政建设唐武宗继位后,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其最突出的表现是,以严刑峻法为中心,对贪污、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,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。会昌四年(公元844年),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,本着“治理乱世,使用重刑”,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,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,更是从重从严,绝不姑息。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。开成五年(公元840年)正月,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:“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,除了十恶不赦、背叛国家、故意杀人、官员贪赃枉法,这些人不予释放,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,全部释放。”李德裕入相后,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。

  

  会昌元年(公元841年)正月,武宗下诏:“朝廷刑罚,理当一视同仁,官吏贪赃枉法,不应该有特殊待遇,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,全部处以极刑。”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,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,即处以死刑。这样以诏敕的形式,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,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。考诸史籍,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,始终没有放松,而是一贯严惩不贷,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。会昌二年(公元842年)四月,武宗加尊号后,又宣布大赦,但仍将“官典犯赃”与十恶、叛逆、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,不在赦宥之限。会昌五年(公元845年)正月,再次大赦,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,并说,“除去恶人,进贤纳士,将命令执行起来,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,这好比天降神灵,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”。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。

  

 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,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,会昌元年十一月,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,以为官员大办丧事,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,堕败政风,对此进行限制,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。唐代官俸不高,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,尚不能养家糊口,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,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,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。另外唐人重内轻外,多个愿到外地为官,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,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,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开成五年三月,武宗即位不久,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。李德裕入相后,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。会昌元年中书门下上奏:“河东、陇右、鄜坊、邠州等离的较远,给他们多加俸禄。自后听访闻户部所给零碎俸禄,也不及时,观察使私吞部分,都用到别处,加了俸禄,却给不了远方的官吏。臣等商议,希望今日以后,命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,每个地方都派观察判官专判这项工作,按月分放,不能用在别处,如果有违规,观察判官会被远贬。”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,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,特别是偏僻之地,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,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。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,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,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。

  

  又据史载,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,“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,上任是才还债,以至于他们贪赃,罔不如此。……债务的积累,古时便亦是这样,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”。单靠严刑峻法,是不能完全解决的。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,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,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,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,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,“月选官允许借钱,可加给两月俸料,待遇优厚”,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,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,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,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,也可以说明这一点。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,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,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,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,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,并平定了泽潞镇,与此都不无关系。王士禛谓“武宗的时期,几乎恢复开元、元和的盛世”,虽稍嫌溢美,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,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,则断然无疑。

  

  打击佛教从会昌元年,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,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,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、兰若等,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。会昌二年,曾下令发遣“保外无名僧”,不许置“童子沙弥’,并令原是“杂工巧”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;同时,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,规定僧限留奴一人,尼留婢二人。会昌三年,废除了摩尼寺,杀摩尼师,财产没入官府。会昌四年,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,并拆毁天下山房、兰若、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,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,送归原籍等等。

  

  从会昌二年(842)十月起,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,并没收其财产。此后,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,不得私自剃度,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,很多寺院被拆毁,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。会昌四年(844)二月,武宗降旨“不许供养佛牙”,同时规定: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、终南山五台寺、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,严禁供养和瞻仰,如有一人送一钱者,背杖二十;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,背杖二十。到会昌五年(845),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。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,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,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,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。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详细记录了这次“法难”的情况。根据武宗的旨意,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。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,若是寺院破落不堪,便一律废毁;下州寺院全部拆废。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,每寺僧10人。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,每寺留僧30人。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,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。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、钟磬,所得金、银、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,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,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。如是外国人,送还本处收管。

  

 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,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,拆招提、兰若4万余所,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,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,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,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、祆3000余人还俗。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,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,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。在“废佛”的过程中,对其它外来的四教:祅教、摩尼教、景教和回教,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。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(景教),摩尼寺,一并撤毁;斥逐回纥教徒,多半道死;京城女摩尼七十人,无从栖身,统统自尽;景僧,祅僧二千余人,并放还俗。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。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,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,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,寺院不纳税,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。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,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,影响国家稳定。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,因此打击佛教。

  

  经济发展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,不准与民争利,以改善政丵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,会昌五年赦文:“古代享受俸禄的家庭,仅仅实用俸禄就好,不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,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利,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。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贷,与老百姓争夺利益。今后将会被禁止。仍委御史台察访上奏。”当然,官吏私营高利贷业,影响了政丵府的高利贷收入,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,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。

  

  击败回鹘839年,回鹘国宰相安允合、特勒柴革密谋作乱,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。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,恐被株连,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,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。彰信战败自杀,国人立(厂盍)馺特勒为可汗。时草原发生疾疫,遇大雪,羊马多死,回鹘遂衰。840年秋,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彰信复仇,引黠戛斯骑兵10万进攻掘罗勿,大败其众,杀掘罗勿和馺可汗,焚烧可汗牙帐,回鹘诸部四散逃亡。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、仆固、特勒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(治大同川,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)驻地,请求归附内地,十月十四日。天德军使奏报回鹘兵侵*西城(唐西受降城,今内蒙河套地区),连绵60里,不见其尾,边民恐惧不安。唐武宗乃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云迦关。

  

  南迁回鹘分为两支,一支是牙帐附近的13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,南保错子山。另一支由可汗兄弟嗢没斯等及其相赤心、仆固、特勤那颉啜等统率。两支南迁回鹘共二十七个部落,多达三十万人。南迁回鹘内部除彰信可汗之叔乌介特勒(后被立为可汗),尚有宰相八人,将军八人,尚书两人,彰信可汗的弟弟嗢没斯(史书上未记载彰信可汗有儿子,而回鹘汗国晚期大多是兄终弟及,因此嗢没斯很可能是汗位继承人),可汗姊一人,回鹘公主一人。而西迁的一支只有宰相一人,可汗外甥庞特勤一人。九月,唐廷诏命河东、振武军队严加防范,

  

  李炎像并给乌介谷米2万斛,助其度荒。十一月,回鹘乌介可汗带兵劫杀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,把公主作为人质,向南穿过戈壁,屯兵天德军境上。乌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,提出暂借振武军一城居住。十二月,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,赈济米2万斛,委婉拒绝其借城要求。不久回鹘再次奏请赈济粮食,要求寻回被吐谷浑、党项掠夺的人口,并再次请借振武城。武宗诏谕城不能借,其他可以应接处理。为防备回鹘突然入侵,唐命刘沔为河东节度使,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。三月,回鹘咀没斯诱杀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。那颉啜收留赤心之众7000帐向东逃去,侵掠唐边。四月二十日,咀没斯率特勒、宰相等2200余人归顺唐廷,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、怀化郡王。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境,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密诏讨击回鹘,遣其弟张仲至率兵3万迎战,大破回鹘军,斩首不可胜计,全部收降其7000帐,张仲武杀戮收擒近九万回鹘人,那颉啜逃遁,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。挟战胜余威,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、奚两部,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,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。这时,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,但仍号称有兵10万。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以北的阊门山。八月,乌介可汗率兵南下,突然进入大同川,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,转战至云州城下,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。初九,诏令征发陈州、许州、徐州、汝州、襄阳等地屯兵进屯太原和振武军、天德军等防地,待来春再出兵驱逐回鹘。九月,唐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,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。唐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,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。乌介可汗兵临振武,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、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、拓跋3000骑兵袭击回鹘牙帐,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跟进。石雄到达振武城后,派人从城里向城外挖凿10余个地道,于半夜引兵从地道杀出,直攻可汗牙帐。唐军进至其帐下,回鹘兵才发觉,乌介惊慌失措,弃辎重逃走。石雄率兵追击,十一日,在杀胡山,唐军大胜。回鹘兵被斩首万人,收降2万余人,乌介被枪刺伤后带数百骑向东北方向逃去,归附黑车子族,其溃散部队3万多人向唐朝幽州军投降。三年后,乌介可汗被黠戛斯追击时,被部下所杀。那个强盛时曾经“东极室韦、南控大漠、杀白眉可汗、盘马古匈奴地”的回鹘汗国衰散四迸,再也不成气候。此后,唐北部边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。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,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,契丹等族。

  

  人物评价《旧唐书》:“开成中,王室浸卑,政由阍寺。及缀衣将变,储位遽移。昭肃以孤立维城,副兹当璧。而能雄谋勇断,振已去之威权;运策励精,拔非常之俊杰。属天骄失国,潞孽阻兵,不惑盈庭之言,独纳大臣之计。戎车既驾,乱略底宁,纪律再张,声名复振,足以章武出师之迹,继元和戡乱之功。然后迂访道之车,筑礼神之馆,栖心玄牝,物色幽人,将致俗于大庭,欲希踪于姑射。于是削浮图之法,惩游惰之民,志欲矫步丹梯,求珠赤水。徒见萧衍、姚兴之谬学,不悟秦王、汉武之非求,盖惑于左道之言,偏斥异方之说。况身毒西来之教,向欲千祀,蚩蚩之民,习以成俗,畏其教甚于国法,乐其徒不异登仙。如文身祝发之乡,久习而莫知其丑;以吐火吞刀之戏,乍观而便以为神。安可正以《咸》《韶》,律之以章甫。加以笮融、何充之佞,代不乏人,非荀卿、孟子之贤,谁兴正论。一朝隳残金狄,燔弃胡书,结怨于膜拜之流,犯怒于鄙夫之口。哲王之举,不骇物情,前代存而勿论,实为中道。欲革斯弊,以俟河清,昭肃明照,听斯弊矣。”

  

  《新唐书》:“武宗用一李德裕,遂成其功烈。然其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,而躬受道家之箓,服药以求长年。以此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,特好恶有不同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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